中美政经论坛（第二十期）《解码MAGA：透视“美国优先”的社会基础及政治影响》报告发布与研讨会成功举行
发布时间：2025-08-022025年7月29日，由麻豆a片 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第20期）于线上举行。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经交往对两国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加强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人大国发院设立了中美政经论坛，旨在搭建跨学科的学术与智库平台，定期组织团队深入挖掘关键问题和核心问题并发布中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邀请学界同仁进行讨论碰撞，助力学界对美国及中美政经关系的学术研究与讨论。北京日报、中国经营报、陆想汇等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联合线上直播。
本期论坛由麻豆a片 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赵勇主持。麻豆a片 研究员、社会学院讲师廖越执笔报告《解码MAGA：透视“美国优先”的社会基础及政治影响》。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雷达、李向阳、刘青、刘元春、倪峰、杨典和赵穗生联合解析。
第一单元由麻豆a片 研究员、社会学院讲师廖越发布报告《解码MAGA：透视“美国优先”的社会基础及政治影响》。
报告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展开：
一、MAGA运动的缘起与核心理念
二、MAGA的社会基础：谁是“被遗忘的美国人”？
三、从边缘到中心：MAGA运动的演进与制度化
四、MAGA的权力实践：对美国政治的结构性重塑
五、多棱镜下的MAGA：多元视角与战略启示
六、结论：一个分裂的美国与不确定的世界
一、MAGA运动的缘起与核心理念
MAGA运动植根于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性变迁，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部分民众的失落与反抗。“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并非特朗普首创，但他在2016年赋予其全新意义，使其从普通政治口号升格为一场社会运动。里根时代，该口号旨在提振冷战阴霾下的国家信心，强调面向未来的乐观复兴；而特朗普的MAGA则转向对过去的怀旧，指向二战后制造业繁荣、白人主导的传统美国。这一转变折射出美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变化——全球化冲击、文化战争激化及民众对政治精英的普遍失望。“美国优先”的双重内核，包括经济民族主义：MAGA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让美国“吃亏”，尤其将中国视为产业空心化的元凶，主张通过高关税、制造业回流等保护主义政策重现“黄金时代”的经济霸权。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其核心是对传统价值观衰落的焦虑，反对移民、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试图捍卫白人基督教主流地位。这种反弹本质上是身份认同危机下的防御性反应。特朗普将MAGA从团结口号转化为排他性身份标识，划分“真正美国人”与“腐败精英-全球主义者-移民”的对立。这种策略成功动员了感到被边缘化的群体，使MAGA成为反建制、反全球化的象征。其兴起不仅是对政策的不满，更是对传统政治代表失灵的一次民粹主义修正。
二、MAGA的社会基础：谁是“被遗忘的美国人”？
MAGA运动的兴起源于美国民众对建制派的普遍不信任。在许多人眼中，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已成为脱离现实的腐败共同体，既无法解决经济困境，也无法回应文化焦虑。这种失望情绪为特朗普这样的反建制领袖创造了条件——MAGA并非偶然，而是为经济失落、文化焦虑、政治背叛的“被遗忘者”提供了情绪出口。谁是被遗忘的美国人？从地域分布看，MAGA的核心支持者集中于乡村、小城镇及“铁锈地带”，这些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遭受严重冲击，导致对联邦政府及精英阶层强烈不满。2016年，传统民主党票仓的蓝领县份转向特朗普，反映经济焦虑被成功政治化。从种族与教育看，非大学学历白人是MAGA的中坚力量，教育程度成为预测支持率的关键变量，体现对“知识精英”的反感。但MAGA并非纯粹的白人运动——特朗普在拉丁裔和非裔中的支持率上升，显示其吸引力超越种族，部分源于经济政策或保守价值观认同。从宗教与代际看，白人福音派基督徒（80%支持率）是MAGA最稳固的票仓，他们视特朗普为对抗世俗化、捍卫宗教价值的工具。中老年群体对“伟大”的怀旧（指向二战后美国）构成情感基础，而男性支持者占优，但福音派女性在基层动员中作用关键。尽管以白人为核心，MAGA正吸引更多族裔支持。特朗普在拉丁裔和非裔男性中的支持率上升，原因包括对强人政治的欣赏、对民主党激进社会政策的反感，或对减税等经济政策的实际需求。这表明MAGA已从单一族裔诉求，扩展为多元不满群体的联盟。MAGA的本质，是全球化失利者与文化保守派对精英政治的集体反叛。它的持续壮大，印证了美国社会深层的分裂与愤怒仍未平息。
三、从边缘到中心：MAGA运动的演进与制度化
MAGA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五个关键阶段，深刻重塑了美国政治生态。潜伏期（2016年前）：茶党运动为MAGA奠定基础，其反建制、反大政府的诉求展现了保守派民众的愤怒，成为MAGA的“组织预演”。崛起期（2015-2016）：特朗普以反传统竞选方式激活MAGA，通过煽动性集会和社交媒体直接诉诸民众，将经济焦虑与文化危机转化为政治力量，最终实现选举逆袭。执政期（2017-2021）：特朗普将“美国优先”政策化，包括贸易保护、移民强硬政策、单边外交和司法保守化，既巩固基本盘又加剧社会撕裂。极端化期（2020-2021）：选举失败后，“停止窃选”运动和国会山事件标志着MAGA的反民主转向，支持者将暴力行为浪漫化为“爱国起义”。制度重塑期（2021-2024）：MAGA完成从运动到政党主导力量的转变，通过“拯救美国”委员会等组织重构共和党。2024年胜选预示更具系统性的第二任期，包括官僚体系清洗、大规模移民驱逐和文化领域管制。这场演进揭示MAGA已从抗议运动升级为制度性革命，其目标不再仅是政策调整，而是重构美国宪政秩序本身。2024年的权力回归不是重复2016年的偶然胜利，而是一场经过精密策划的体制颠覆，预示着美国政治可能迎来建国以来最深刻的治理模式转型。
四、MAGA的权力实践：对美国政治的结构性重塑
MAGA运动的再次执政，标志着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已从外部冲击转变为内部的、系统性的结构重塑。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将不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对美国政党生态、民主制度、政策议程乃至国家认同的一次全面改造。其后果将比第一个任期更为深远和持久。MAGA运动正通过三个维度重构美国政治生态与国际秩序。一是政党极权化改造。共和党已完成从传统政党向MAGA政治工具的蜕变。首先，意识形态单一化。自由贸易、小政府等传统理念被绝对忠诚测试取代，党员只需满足“效忠特朗普、否认2020大选结果、参与文化战争”三项标准；其次，组织结构忠诚化。各级关键岗位均由效忠者把控，使共和党沦为领袖个人权力的延伸机构。这种改造将美国政治推向“部落化冷战”，反对党不再是对手而是“国家敌人”，彻底瓦解民主政治协商基础。二是社会认知战升级。通过保守媒体生态构建的“信息茧房”，“深层政府”阴谋论已形成独立事实体系。约40%选民长期沉浸于另类叙事，导致社会陷入“认知分裂”：跨党派对话机制瘫痪；制度信任度跌至历史低谷；政治暴力正当性被默许。皮尤研究显示，两党支持者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差异已达58个百分点。三是国际秩序解构。“美国优先2.0”正在颠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内政方面：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移民驱逐、实施全面贸易保护、联邦权力强制推行文化保守主义外交方面：退出北约框架、与俄罗斯进行地缘交易、系统性破坏多边机构。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美国国际形象关键指标（政策连贯性、全球治理参与度）较2016年下降23位，在G7国家中首次跌出前三。德国马歇尔基金会2023年报告指出，78%的欧洲精英认为美国已不再是“可靠的民主典范”。这种重塑本质上是将民粹主义的反体制冲动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其危险不仅在于政策转向，更在于永久性改变美国的宪政文化和国际角色定位。正如布鲁金斯学会警告，MAGA的终极目标是以“选举威权主义”替代自由民主模式，这种实验的成功与否将决定21世纪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五、多棱镜下的MAGA：多元视角与战略启示
面对MAGA主导的美国，中国需要以辩证思维把握挑战与机遇。一是形势研判，危中有机。短期挑战集中体现在三方面：经济上可能面临更激烈的贸易摩擦和全面关税战；台湾问题上美方的“交易思维”增加误判风险；美国国内反华民粹情绪升温。但深层机遇在于，美国优先政策将削弱其联盟体系，内部分裂将制约其长期对华战略执行力，为中国赢得战略发展窗口期。二是认知纠偏，破除两大误区。警惕“特朗普更好应对”的错觉，其不可预测性在核心议题上是重大风险源；避免将MAGA支持者简单标签化为反华群体，要区分政客操弄与民众真实诉求，防止落入“文明冲突”陷阱。基于以上对战略环境和认知前提的分析，中国的应对策略应围绕以下三个核心展开。根本之策：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无论美国政局如何，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自身。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一切外部不确定性的基石。博弈之术：坚持底线思维，做到灵活应对。在具体问题上，要准备好与一个更具交易色彩的美国政府打交道，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谈判。在核心利益上，必须划定红线，做好最坏打算，绝不退让。长远之局：抓住战略窗口，积极塑造有利外部环境。抓住美国全球领导力收缩的窗口期，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加强与欧洲、东盟等力量的战略沟通，构建一个更加平衡和包容的国际新秩序。
六、结论：一个分裂的美国与不确定的世界
MAGA运动已从边缘反叛力量蜕变为美国政治的主导性结构，其本质是一场融合经济民粹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威权民粹革命。通过将全球化受损者的经济焦虑与传统白人群体的身份危机相结合，它构建了“爱国者vs全球主义精英”的对抗性叙事，其生命力源于情感动员而非理性政策辩论。这场运动标志着美国进入政治制度与国家认同的全面重构期。MAGA二次执政的核心在于制度性改造。通过掌控行政机构、重塑司法系统、清洗职业文官等手段，系统性地削弱三权分立传统，建立以领袖意志为中心的权力架构。这将使美国社会陷入持久的“部落化冷战”，不同价值阵营间的对话空间被彻底压缩，国家治理能力遭受严重损耗。全球格局因此面临三重变局：一是美国自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体系，加速霸权衰落；二是传统盟友被迫寻求战略自主，推动多极化进程；三是强权政治回归导致地缘风险骤升。对中国而言，这既带来贸易摩擦升级等短期挑战，更创造了突破西方围堵的战略窗口。面对变局，最根本的应对之道始终是“办好自己的事”。在一个日益动荡和不确定的世界中，一个团结、稳定、持续发展的中国，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战略资产。需要保持战略耐心，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坚守底线、灵活应对，同时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和平衡的国际新秩序。MAGA或许改变了美国，但它无法阻挡世界多极化和历史前进的大势。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围绕相关议题和报告内容进行深入讨论。
麻豆a片 经济学院教授、麻豆a片 研究员雷达表示，MAGA运动需要置于美国历史发展与科技创新互动的框架中理解。一是镀金时代的启示（1860s-二战），美国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成功关键在于：电气化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农业领域；西部开发与移民潮替代殖民地需求；建立特色高等教育体系。这种“美国模式”使其避开与欧洲的直接冲突，但垄断资本主义也导致社会分化。MAGA对镀金时代的推崇，实质是对美国独特发展路径的追忆。二是里根革命的转型（1980s），里根主义成功实现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其深层动力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MAGA继承里根“强大美国”的口号，但两者本质差异在于，里根推动的是全球化浪潮，而MAGA则是反全球化运动。三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当前美国社会撕裂的根源在于技术领导力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仍在美国，但应用技术的扩散使外围国家获得赶超机会。人工智能等突破可能颠覆传统认知模式，这正是MAGA焦虑的深层技术背景。四是历史窗口期的把握，MAGA运动反映资本主义内生矛盾，其不确定性客观上为中国创造战略空间。需清醒认识到，美国的问题是制度性而非外部性；中国作为成功的发展中大国，应坚持自身现代化道路，在秩序变革中把握发展机遇。MAGA现象本质是美国在技术-制度适配性危机下的应激反应，其历史意义不亚于镀金时代和里根革命，标志着工业革命演进与资本主义调试的新阶段。中国需要从世界体系变革的高度，辩证看待其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在点评廖老师关于MAGA运动的报告时，从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补充。他指出，MAGA叙事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认知的转变。在经济层面，将收入分配不平等归咎于全球化竞争，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在文化层面，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预见了西方人口结构变化对民主制度的挑战。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了反全球主义思潮的兴起。他强调，MAGA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全球化周期性调整的体现，其核心特征是反移民和保护主义。在当前美国关税战的背景下，由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构建“去美国化”的全球化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同时，欧洲和日本虽与美国存在摩擦，但不会自动改善对华关系。对中国而言，短期机遇有限，但长期来看，美国国际公信力下降和公共产品供给减少创造了战略空间。关键是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通过“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填补治理真空。同时需清醒认识到，中国完全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仍存差距，核心仍是立足自身发展，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把握历史机遇。
麻豆a片 执行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刘青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享。第一，美国从来都是“美国优先”，并不存在一个美国“以人类为优先”的阶段。美国没有这个哲学。关键区别在于美国政府政策的重心放在国际治理还是国内治理上面。当前美国强调的“美国优先”，实质是指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在决策时都更多地考虑美国国内的治理状况、更狭义更短期地考虑美国的利益，更多是一种战略收缩。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全球治理”这个视角来思考和认识“美国优先”,以及相关的政策和思潮。第二，美国政府政策的重心放在国际治理还是国内治理上面，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二是美国自身的国内状况。第三，维护全球秩序一定程度上也是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美国会计算其成本收益，关键是其中的权衡是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基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状况逐步构建的，二战后美国经济一股独大，占全球GDP超40%、贸易额超20%，美国参与甚至领导构建和维护一个基本的全球秩序带来的全球性的收益，其中最大的份额被美国获取。当前随着美国的经济份额日益下降到约一半，美国的成本收益核算的天平有所倾斜了。另一方面，当前美国明确“美国优先”，其实是变相承认自身实力不足、难以承担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责任，其更大的利害关系在于国内治理。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是一个持续的、趋势性的、回归常态的变化。二战结束后美国GDP占比超过40%的一家独大的状态是战后的一个非正常状态，不是一个均衡状态。战后的80年里美国占比的各项经济指标逐步平稳下降，本身就是一个回归常态、走向新的经济均衡的合理过程。这意味着，全世界、各个国家以及美国的盟友，不用再幻想美国在国际治理中的回归，各国必须合作应对一个美国逐步退出、逐步撂挑子的政经格局。这种合作可以从经济合作做起，尤其是共同应对当前美国引领的逆全球化行为做起，从共同维护WTO、国际经贸基本规则，共同维护全球化做起。第四，美国国内经济分化、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的状况也要求美国内顾。出于对美国社会的修复，以及更为现实的——吸引选票考虑，美国新的治理思潮的使命，注定在于应对国内局面。总之，一场美国对全球治理思想大变革的时代已来临，未来“美国优先”、战略收缩的色彩会更强，必将对世界及其他国家带来巨大影响，需要正确认知变化，不能刻舟求剑。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原麻豆a片 副校长刘元春教授表示，看待当前发生的问题要把握问题本质，不要过度在细节上讨论。在大历史观的视角下，MAGA主义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全球化红利衰退、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背景下的历史性调整。要理解MAGA主义的本质，需回归“第一性”原理思考，要明确世界发生了什么，以及美国社会意识到什么。通过考察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虽然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转释放了大量的全球化红利，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全球化红利的衰竭。这导致了国内民粹主义（全球化受损者反抗）与国际民族主义（国家间竞争激化）的双生现象。美国内部文化极化（如DEI、LGBTQ+与传统价值观冲突）、经济分化（1%富人占据25%收入），使其从“自由国际主义”转向内顾战略。在全球化红利削减的同时，美国政治精英逐渐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也能进行创新也能生产高端产品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利益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同时，在“新特里芬两难”的约束下，美元的全球公共品属性必然导致产业空心化与货币弱化。因此，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纠偏调整，而《海湖庄园协议》以及关税政策等都是政策纠偏的尝试。这些政策并非简单地遏制中国崛起，而是通过技术封锁+产业复兴+关税战重塑美国绝对优势，并借第四次工业革命（如AI、新能源）重建全球主导权。最后，MAGA主义是美国对全球化失衡的应激反应，其核心是通过技术霸权+战略收缩延缓衰落。中国需超越短期摩擦，把握科技自主与全球治理重构的机遇，在“东升西降”大趋势中定位自身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倪峰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标志着MAGA运动进入新阶段，其核心变化在于执政联盟的资本结构重构与意识形态革新。首先，资本基础的转型。在特朗普1.0时期，从资本的角度来说，特朗普和团队在美国基本上是以传统产业资本为主导，代表美国国内全球化受损阶层的利益，内政外交的基本逻辑是按照产业资本的逻辑推进。进入特朗普2.0时期，突出的新现象就是新势力的加入，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吸纳硅谷科技资本（如马斯克、彼得·蒂尔系），形成“产业-科技”复合资本联盟。科技右翼的加入，使MAGA运动从“怀旧叙事”转向“未来塑造”。其次，技术加速主义和技术自由主义作为硅谷科技右翼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对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政治思潮流派认为，以AI、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将加速人类社会进入新纪元，美国将从中获得新的力量优势，从而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其哲学基础包含：历史类比，将当前的新技术革命比作人类历史上类似“地理大发现”甚至“文字出现”级转折；社会颠覆，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重构教育体系，机器人+人工智能替代95%劳动，从而重构目前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可控核聚变终结能源危机；人类进化，基因编辑可能创造“超人类”，引发文明层级跃迁。第三，政策张力引发的未来走向矛盾。内部矛盾方面表现为传统MAGA的保守怀旧与科技资本的激进未来主义存在哲学冲突；在战略融合层面，在放松管制和扫荡“深层政府”等总体战略方向双方有着共同的诉求，这方面的变革将为新技术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从而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在全球影响层面，科技自由主义可能重塑国际规则，推动“技术鸿沟”取代“贸易鸿沟”成为国际分层新标准。他表示，这种资本-技术联盟的演化，使特朗普2.0既延续“美国优先”底色，又获得塑造未来秩序的新动能。理解这一转变，需超越传统民粹主义分析框架，关注技术革命与政治权力的新型耦合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负责全面工作）杨典从社会学的角度分享体会和看法。他认为，MAGA运动的兴起源于美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包括种族歧视、移民冲突、阶级分化、性别革命与宗教撕裂等问题。但从大历史视角看，其背后反映的是“高等收入陷阱”和“金融资本主义”导致的普遍性困境。从“高等收入陷阱”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虽拥有技术优势，但人力和土地等综合营商成本上升导致产业外迁和移民涌入，加剧社会矛盾。这种困境并非短期政策能解决，而是全球化下先发国家的系统性难题。从资本主义的演变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再叠加数字技术资本，形成“新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和极端逐利性加剧了劳动力成本压缩、工会衰落和收入不平等，使社会矛盾激化。MAGA运动虽在政治上为共和党执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社会撕裂，也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困境。无论是共和党的民粹主义还是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调整，都难以突破金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对中国的启示：一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弊端。二是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内容很多，但归根到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通过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和力量。三是走共同富裕道路，让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都能共享发展成果，防止阶层对立和社会极化。四是加强基层治理，MAGA这一美国草根运动的失控显示基层治理的重要性。中国通过12345热线、组建社会工作部等制度化举措，确保社会矛盾及时化解，避免积累成政治危机。MAGA运动揭示的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系统性应对这些挑战，避免陷入类似的社会撕裂和治理危机。
丹佛大学约瑟夫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当代中国》（英文）主编赵穗生基于四十年的在美生活观察，从三个维度对MAGA现象进行了补充分析。一是民主党的政策极端化是MAGA崛起的直接诱因。首先是移民政策失控，民主党对非法移民的过度包容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典型案例显示丹佛从宜居城市沦为犯罪高发区；其次是文化政策激进，高校“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等极端主张盛行，逆向歧视引发白人群体危机感；再次是经济政策失当，滥发福利加剧通胀，尽管拜登后期经济指标改善但选民感知滞后。二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韧性不容低估。首先是权力制衡机制有效，美联储人事任命等案例证明特朗普难以突破制度约束；其次是党内多元性持续存在，共和党内部对艾泼斯坦丑闻事件的追责要求显示一元化控制难以实现；再次是钟摆效应仍将发挥作用，极端政策必然引发回调，长期看将趋向中间路线。三是对华关系的双重性评估。在机遇方面，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倾向可能弱化意识形态对抗；在对多极世界的默认为中国提供战略空间方面，台湾等问题存在交易可能。而风险方面：贸易战可能升级；团队中的对华强硬派影响不容忽视；政策反复性带来不确定性。他认为，MAGA现象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民主党极端政策的反弹，但美国制度的纠错能力和多元性将限制其走向威权主义。对中国而言，既要把握特朗普实用主义带来的机遇，也要警惕其不可预测性，更需在美国政治多元格局中寻找战略支点。美国相对衰落是事实，但断言其绝对衰落为时尚早。
审核：赵勇 廖越
供稿：杨凡欣
网页编辑：张菁菁
